北欧建筑80年

编辑：李菁琳；校对：原源 | 2019.07.04 18:39

从阿斯普朗德、劳伦兹，到雅各布森、塞尔辛和伍重，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建筑师的共同努力塑造了北欧现代建筑的特质与性格。对自然和景观的尊重、对古典和民居的发掘、对现代思潮的消化、对细节和材料的经营，使北欧建筑在多样的同时，有着根植于北欧土地的内敛和朴素。

下文由有方4月“转译与回响：丹麦和瑞典现代建筑”学术领队郭廖辉撰写，详述属于北欧建筑的这80年。

转译与回响

郭廖辉

19世纪后半叶，民族浪漫主义时期的北欧建筑师有机会建造了一批重要的公共建筑，如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赫尔辛基火车站等。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没有参战的北欧国家共同面对了从特权走向社会民主，从工艺生产到工业生产，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到工业化城市经济模式的转变。这个时期新的城市尺度、新的建造技术和新的建筑类型应运而生，各个地区的建筑师都在致力于应对变化，并发展出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建筑语言。

在这个过程中，北欧建筑师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史悠久的北欧路德教传统提倡简约朴素的生活方式，建筑师的兴趣也逐渐转向内敛平实的建筑语言；对前工业时代纯净生活的兴趣，使建筑师们开始重新发掘当地民居建筑的传统；对古典建筑的兴趣，则使北欧建筑师们开始更深入地学习欧洲古典法则。

建筑师们一方面对纯粹克制的形式非常感兴趣，向当地的和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学习，另一方面纷纷去意大利和希腊旅行，到访经典的建筑作品、体会意大利的城市生活、感受如画的风景、游走于空间变化丰富的山城。这些都成为北欧古典主义（Nordic Classicism）建筑师们的营养源泉。

早在1912年，卡尔·彼得森（Carl Petersen，1874—1923）的Faaborg Gallery成为北欧古典主义建成先例。这是一个为展示当地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而修建的小美术馆，位于一块狭长的基地上，主入口几乎是整个细长房子唯一的外立面，托斯卡纳砂岩、多立克柱、木门和石台阶，抹灰墙面形成简约的构成。屋顶用斯堪的纳维亚民居通常使用的陶瓦铺设，坡度优雅，阴影微妙而简洁——这个不大的建筑立面剥离了古典建筑的必要形式和比例要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古典建筑语言。进入建筑之后就会发现，一系列空间绝不是沉闷的古典纵向序列，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特征。

形式上，重量感与实体感被轻盈感与精致感所取代；材料上，斯堪的纳维亚乡村民居使用的材料被重新发掘；装饰上，则使用简单的几何和内敛的形式。这种根植于北欧，并且和更广泛的古典传统相联系的建筑语言，比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建筑更加内敛和精确。1920年代，西格德·劳伦兹（Sigurd Lewerentz）和冈纳·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合作设计的斯德哥尔摩林地公墓，以及阿斯普朗德完成的斯奈曼住宅（Snellman House）、李斯特县法院（Lister County Courthouse）和Skandia电影院，都堪称北欧古典主义的经典作品。

瑞典建筑师阿斯普朗德（1885—1940）在结束学生时代之后自费去意大利旅行六个月，积累了用之不竭的设计灵感。他在自己的代表作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的设计中创造的高台基座，以及人们攀爬进入图书馆的路径，就和意大利山城的旅行体验息息相关。而1923年完成的Skandia电影院，则是阿斯普朗德将自己的意大利记忆进行转译完成的经典作品。任务书要求一个有节日氛围、超现实、辉煌的剧院，阿斯普朗德结合自己意大利旅行的经验——在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看见狂欢节的最后一个夜晚，彩色的灯笼和画着不同颜色的人们，星空下的音乐会......在电影院的设计中，他重塑了月光下意大利小镇的室外，屋顶下的深黑蓝色天花板保护着看电影的人，庇护他们免遭斯德哥尔摩恶劣的气候影响，但悬挂的灯笼加强了一种在室外的氛围。这种将室内室外化的设计手法，和阿斯普朗德耐人寻味的细部设计，影响了之后很多建筑师。

有别于同辈人的意大利游客路线，阿斯普朗德的同学劳伦兹的意大利之行，使他深刻地沉迷于古典。劳伦兹在旅行中拍摄的一系列黑白照片，大多数只显示了古典建筑的一个片段：几个柱子、一个窗口或一些铺地。他对古典建筑的学习，在斯德哥尔摩林地公墓的重生礼拜堂（Resurrection Chapel）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是劳伦兹在北欧古典主义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劳伦兹精心设计林地公墓的景观时，他希望尽量保持北欧原始森林的氛围，礼拜堂和建筑物是这个景观中独立的古典物件。在入口前的门廊，人们会注意到礼拜堂与门廊之间的一道光线，并意识到礼拜堂与门廊彼此之间有一个小角度并完全脱离。这种特殊的设计显然会引起访客的注意，并使门廊本身看起来像是一些古老的古典片段。

北欧建筑师对意大利城市生活的观察和学习经验，同样应用到了北欧快速扩张的城市建设中。结合奥地利城市理论家卡米洛·希泰（Camillo Sitte，1843—1903）的城市理论，北欧建筑师们精心经营城市的公共空间，如公共广场、街道、街区。强调城市中的路径体验，通过曲折、转承、标高变化、明暗对比、围合和释放，有意识地控制情绪。他们也致力于在北欧城市中建立秩序，有意识地经营纪念物（公共建筑）在城市空间中出现的方式。

阿斯普朗德在1925年的现代工业装饰艺术国际博览会（Paris Exhibition of Decorative Arts）瑞典馆里展示了北欧古典主义发展出来的建筑语言，继而被定义为瑞典式优雅（Swedish Grace，也被称为Light Classicism）。这大约20年的时间里，北欧的建筑师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对传统民居的回响，源于路德教派的克制，以及对古典主义自由而不教条的理解。北欧古典建筑师们对古典建筑和民居价值的挖掘，形成了形式简化的北欧建筑性格，为之后的现代主义打下基础。

同样在1925年的现代工业装饰艺术国际博览会，勒·柯布西耶的设计则呈现出了一个指向未来、完全与过去决裂的建筑。柯布的著作《走向新建筑》自1923年问世以来，逐渐变成了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信条。纯净的、功能的、平均的建筑语言，轮船飞机的语汇非常激进地被引入了建筑讨论。这是北欧古典建筑师第一次直接面对现代主义的刺激。经过1920年代末尾几年的发酵和消化，北欧古典主义建筑师们最终接受了欧洲其他地区已经盛行的现代主义的影响。阿斯普朗德、劳伦兹、马可琉斯组成团队设计了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建筑展览，展览明确了北欧建筑向现代主义的转变，为北欧建筑勾画了未来的路线。

在设计林地公墓的同时，劳伦兹同步也在进行着马尔默东部公墓的设计，这个项目几乎伴随了劳伦兹一生的实践，记录了他在建筑生涯中，从古典主义者转向现代主义者的过程。与其他建筑师不同，劳伦兹在转向现代主义之后，再没有在设计中提示古典语言。

和劳伦兹的马尔默东部公墓一样，阿斯普朗德也有一个项目记录了他从北欧古典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过程。1913年，阿斯普朗德赢得哥德堡法院扩建竞赛，方案几经修改，直到1937年才完成建造。最终建成的建筑精致简约，用现代的语言重新诠释了古典主义的设计传统。

在阿斯普朗德和劳伦兹这两位承上启下的建筑师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北欧国家越来越大。下一代建筑师如阿纳·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1902–1971）, 塞文·马可琉斯（Sven Markelius，1889–1972）等，更多会去德国学习旅行，参观现代主义建筑，如1926年完成的德绍包豪斯学院，1927年完成的斯图加特魏森霍夫住宅展等。

1930年代，政府开始鼓励度假，丹麦的海岸线成为该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政府计划结合现有公园，将哥本哈根北部海岸线开发成一个海滨度假胜地。学生时代就在这块基地上做过课程设计的年轻建筑师雅各布森中标，他为海滩开发做了一套规划和建筑设计，以及包括沐浴舱、救生员塔、报亭、门票和工作人员的制服在内的所有东西。建筑群包括Bellavista公寓楼（1934年），一间餐厅和Bellevue剧院（1936年），这批建成作品，都具有明确的现代主义语言：洁白的体量，大面积水平比例的开窗，以简洁的体积错动逐渐向海景延伸。

在柯布、阿斯普朗德、密斯的影响下，雅各布森继承了北欧古典精神，发扬了现代建筑的语言，在哥本哈根以及周边完成了数目相当的市政厅、图书馆、学校等公共建筑。1960年完成的近70米高的SAS皇家酒店是哥本哈根第一座高层建筑，也是之后十年里丹麦最高的建筑。这是雅各布森又一个从建筑到家具、灯具都亲自设计的项目。目前还保留的606号房间里，可以看到雅各布森对空间里的颜色、材料、光和形式的考究。虽然酒店经过易主和翻修，著名的“蛋椅”（Egg Chair）、“天鹅椅”（Swan Chair）、“水滴椅”（Drop Chair）以及大量的灯具，仍然遍布酒店的大堂和各处公共空间。

在雅各布森完成奥尔胡斯市政厅、Rødovre市政厅，并正在设计SAS皇家酒店的这段时间里，自从1940年经营了金属门窗厂之后，16年内没有建成作品的劳伦兹重新回归建造的工作，并在1960年前后完成了自己晚年的两个作品——圣彼得教堂与圣马可教堂。

这两座教堂体现了劳伦兹对材料和建造的执着。在这两座砖造的教堂中，宗教的视觉元素被尽可能取消，而以厚重的砖墙、隆起和倾斜的砖地面、砖拱天花板，塑造出纯粹的砖的空间，为人们带来特别的空间体验，营造出肃穆的宗教氛围，挖掘了谦逊材料所蕴含的诗意。

劳伦兹从不切砖，相信砖需要以体积的方式呈现，才能体现出砌体的厚重。若是以表面的方式出现，则与瓷砖无异。在圣彼得教堂中，粗糙而原始的砖地面留出的豁口下方是一个水池，水光和水滴声从这砖壳的豁口中透出，形成“源”的隐喻。在自然光非常克制的环境中，人们开始对这些细节敏感，人从身体上回归到了宗教的原本。可以说，劳伦兹在晚年最后几座建筑里，融入了自己坚韧的生命。

劳伦兹的建筑实践影响了后一代但和自己晚年同时代实践的后辈建筑师，如彼得·塞尔辛（Peter Celsing），他曾在劳伦兹的工作室工作过；Klas Anshelm也深受劳伦兹的影响，并且为劳伦兹在隆德设计了工作室。塞尔辛的建筑实践以数个教堂开始，这个建筑类型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而在教堂建筑的设计中，他的设计方式、材料使用都对劳伦兹的手法有明显的继承。

在斯德哥尔摩文化宫（Kulturhuset，1966—1971）的设计中，塞尔辛开始展现出他设计大尺度项目的个人特征。擅长使用混凝土的塞尔辛，在斯德哥尔摩城市边缘设计了一座混凝土架子，填充了不同的建筑功能，并让这座建筑面对新城展开，以一个强势、集中的文化建筑姿态，回应逐渐商业化的城市区域。这个建筑综合体里包含了图书馆、剧院、辩论空间、艺术展览、电影放映、舞蹈和音乐表演所需要的空间。雄心勃勃的塞尔辛希望设计一种新的建筑类型：一个有街道氛围和工作坊单元的文化中心。

和塞尔辛同时代的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Jorn Utzon），从丹麦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曾经在斯德哥尔摩阿斯普朗德的事务所里工作过，在那里他遇到了为回避“二战”解散了自己事务所的丹麦犹太同胞——建筑师雅各布森。和他的前辈们一样，旅行对伍重来说也非常重要，伍重很多设计灵感都直接来源于他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和旅行后的总结学习。在美国文化逐渐开始影响世界的时期，出于对赖特的兴趣，伍重在开始实践之前去美国踏访了赖特的作品，并在1952年为自己设计的工作室和自宅中，将赖特的开放式平面（open-plan）带到了丹麦。

1957年，伍重先后去了中国、日本、印度旅行，他对这些古国的建筑遗产充满好奇，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悉尼歌剧院的设计中就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宫殿的屋顶与基座的关系的理解。伍重在丹麦本土的项目大部分集中在哥本哈根，以住宅为主。Kingo Houses和Fredensborg Houses相隔5年时间，其居住单元类型一致，来源于伍重对理想居住方式的设想。不同的是Kingo Houses围合了高低起伏的景观，形成内向的花园，湖是整个住区的中心，植物的搭配旨在形成一种内在的盛景。而Fredensborg Houses则顺应了地形，院宅、树木、堆石都在回应一个更大范围的景观。

对自然的兴趣和对不同文化建筑形式的学习，使伍重形成了自由的建筑语言。在巴格斯韦德教堂（Bagsværd Church）的设计中，他就将中国寺庙建筑的空间组织形式，与北欧多云天气下的绿地景象结合到了一起。不同于劳伦兹教堂中的黑暗状态，伍重的教堂室内很明亮，柔和的天花板形态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刷白的木材与瓷砖带来的反光共同协作，形成了另一种教堂的氛围。巴格斯韦德教堂从室外看更像一个工厂，而非一个传统的教堂，外部的简洁克制和内部的柔软形成了对比。